所以能够顺利擒获邓彦，此间笼络毕竟州人豪强之功亦甚巨。” 李泰听到这里才算明白过来，感情秦州这里过去一年都在公款吃喝，这才确保境域内秩序稳定，甚至于连瓜州都给吃回来。 这一部分事情自不会记录在仓曹的收支计簿上，李泰稍作沉吟后便又问道：“那去年凡所列席府宴的豪族、渠帅名簿，州府是否有存？” 皇甫穆闻言后便点头道：“有的，每宴之后，主公都要命人将列席群众并分赏诸物记录下来，以作为之后治人用术的凭据。” 李泰听到这里又是一乐，看来这老丈人也不只是一味的摆阔气，吃了他的、拿了他的都给记在小本本上。 凡能列席府宴者，自然不是简单人物，如此形成的一份名簿，便等于记录了陇右诸州的乡情势力情况，自是有着极大的应用价值。 公厨做好的酒菜陆续送了上来，这个问题便暂且打住，李泰一边进食一边在脑海中梳理今天所整理了解到的秦州财政状况。 通常而言，一州之财政最大也是最稳定的进项，必然得是籍民均田户所纳租调，其他各项收益则就各有波动变数和偶然性，很难作为一个恒定的增量而预作开支规划。 但秦州则不然，虽然治下籍民户数过万，且拥有规模不小的军屯产业，但这一部分的收益甚至都达不到秦州总体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。换言之，秦州超过一多半的财政收入都是不可预估的，可能多也可能少。 但是秦州的财政状况并没有因此而风险增高、情况恶劣，反而非常健康，不只能够满足庞大的养军和行政开支，每年甚至还有数量不菲的盈余，跟华州霸府寅吃卯粮、穷得眼冒绿光相比，简直不要太滋润！ 这是因为秦州有着规模庞大的官造工坊，从民生百业到军工制造无不涉及。甚至在大统九年初，秦州官造工坊出产的一批弓箭还作为租调的替代品上缴霸府，用以武装六军，结果都丢在了邙山。 秦州或者说陇右的手工业发展较之关中还要更加繁荣，若非是自己从一堆资料中整理总结而得出的结论，李泰都有点不敢相信。 在他印象中，陇右汉胡杂处、秩序混乱，连农耕生产都无从保证，更不要说对环境要求更高的手工业。 但事实就是，不只是一般的手工业发展在陇右规模不小，就连一些高端的金银器打制、包括长安城里王公大臣丧葬所用棺椁秘器，都是由秦州武都宫匠人打造。 李泰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是，陇右本身宜耕的土地便非常狭窄，且已经多被地方豪强大户所霸占，常年的纷争也不能给平民百姓提供一个长期稳定开垦生产的环境，许多人不能在土地获得稳定产出，只能另寻他计。 陇右众多的氐羌部族生活与生产方式做不到自给自足，必须要对外交易获得生产与生活资料，再加上陇右地当河西走廊这重要商道，故而手工业发展迅速。人们不必被捆绑在土地上，生存空间反而得以扩大起来。 至于高端奢侈品的打造，一则是有西域商路源源不断带来的金银材料，二则就是西魏建立之初陇右仍受元魏朝廷管辖，故而相当一部分自洛阳而来的奉御匠人被安置到了陇右来。 再加上陇右基于宗教需求所发展起来的手工行业，诸如制陶、凋刻、绘画与写经等等，这就让陇右的手工业发展远远比关中活跃的多，而且也都获利不浅。 诸如李泰本来想砍掉的那写经场，其规模仅次于瓜州敦煌写经场，乃是陇右河西第二大规模。 传译并抄写经书，虽然是一种宗教色彩极为浓厚的行为，但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利益，不仅仅是金钱的利益，还可以获得巨大的乡土声望与政治资源。 李泰自然懂得利用宗教生财，故而在陕北建造师佛大寺，并吸引了一大批稽胡群众来依附投资。 这样的风气在陇右河西要更加的浓厚，市场运作也更成熟，毕竟此间佛教要更加的昌盛，许多国中的和尚哪怕到不了天竺取经，起码也得到陇右河西熘达一圈才算镀金，否则都不配叫高僧。 秦州这座写经场存在多年，早已经运作纯熟，每年能够给州府带来数万匹绢的利益、数万人次的役力。每年州府